2010年7月18日

誰造成了障礙?

「障礙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缺陷。」──張恆豪、蘇峰山,〈書評:Disability Rights and Wrongs


一個社會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者,由與其相關的法律與學術用語約略可見一斑。前幾年美國醫療與學界漸以"intellectual disability"取代"mental retardation"作為「智能障礙」的說法,法國政府也將身心障礙者改以「處於障礙情境者」稱呼,這些用語的轉變反映著特定社會的知識階層對於身心障礙議題的理解與反省深度;對照歐美已累積30年以上的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蓬勃的障礙者非政府組織及社會運動,我們雖亦有不斷翻修、觀念看似與國際同步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和《特殊教育法》等重要的障礙權利法案,但卻因缺少在民間社會的各種場域裡進行具體細緻的障礙議題對話,而存在著法制理想與實際生活世界間更大的落差鴻溝。

在國內的學術場合、政府機關活動或大眾媒體等公共領域裡,常見專家學者、政治人物甚至任何市井小民可以侃侃而談對於弱勢人權或多元文化價值的尊重,法律也明文保障著部分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但當我們檢視個人私領域的社交生活經驗、日常言談甚至是自己的內心世界時,卻經常發現更多與那些在公開場合被人們掛在嘴邊奉為圭臬的理想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樣態:儘管30年前的《殘障福利法》即訂有反歧視的條文,「智障」、「神經病」、「自閉」仍是今天常聽見的罵人或負面形容用詞,特教老師大剌剌地在學生面前談論他們的「功能」高低,街坊鄰居議論著如何抵制身心障礙者社區家園的進駐……

如此奇異的「公私分明」現象的原因無他──所謂「弱勢者」,在本質上即是受掌控多數權力/資源者宰制、且經常無力反抗強勢文化為其「編造」之形象的客體,而「身心障礙」在醫療專業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受「健常能力偏見」(註)的影響常與「病態、失能、低生產力、無自主性……」等概念相連結,使自認屬正常主流的「一般人」假定自己與他們眼中的「障礙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強烈至近乎人種學層次上的「差異」,構成了一堵無法僅透過生硬與籠統的法律規範予以拆解的文化隔牆。

台灣的障礙權利運動需要從公領域的法律與政治參與延伸至私領域的庶民生活,透過各種藝文活動(如紀錄片、圖書出版、表演藝術……等)、媒體發聲、社團組織……等更多元地呈現障礙者社群的觀點/聲音,因惟有現身/發聲才能被觀看/聽見,被觀看/聽見才能被他人感知其主體性而予以尊重;好比婦女運動推動了幾十年終有今日「性別主流化」的成果,今天誰還敢在公開場合發表性別歧視的言論?

障礙者不應被假定為逆來順受的待宰羔羊而被消音,亦不該被刻板地描繪成註定要激勵大眾刻苦向上的生命鬥士,更非福利社會的負擔。他們就是形形色色的我們,是我們的家人、朋友、鄰居、同事,以及自己可能的樣貌。我們不需要多崇高的道德感或同情心,只要問自己:是否願意打開眼界,接受人類感知世界與體驗生活的另種可能方式?對於一個人的認知能力、感官知覺、肢體活動形態的多元性予以尊重,如同尊重他/她的性別、族裔、國籍、宗教或政治認同一般,進而在日常生活的各樣事務上更周延地設想每個人的使用需求,才是一個真正落實人權平等價值的進步社會。



註:「健常能力偏見(ableism)是障礙研究領域近年來所建構出的新名詞,泛指社會將身體健康視為常態,認為身心功能不同的身心障礙者是沒有能力的人的意識型態」,引自張恆豪、蘇峰山〈戰後台灣國小教科書中的障礙者意象分析〉,《臺灣社會學刊》,2009年6月第42期,頁147。

2010年5月30日

Yeah, Everybody's Fine!

你有多久沒有和自己的父母聊天,或一塊兒吃飯了?


《天倫之旅》(Everybody's Fine)描述一位喪妻已8個多月的老父親,為了探望分居在外的4個兒女而獨自踏上的尋親之旅。開頭的場景很令人熟悉:滿心期待的父親張羅著各種家庭聚餐用的準備工作,卻在與兒女們約定共享天倫樂的週末前夕分別接到孩子們因臨有要事而打來取消的電話,失望之餘的他決定不顧醫生的反對,搭上長途列車動身前往每個孩子的住處,想給他們一個驚喜的意外造訪。

在紐約吃了畫家兒子David的閉門羹之後,Frank來到芝加哥總算見到了廣告公司主管女兒Amy一面,還和孫子打了場“漏氣”的庭院高爾夫;到了丹佛,正在進行交響樂團排演的鼓手兒子Robert被自己拖著行李碰碰作響的干擾而拖了節拍,結束後的短暫敘舊才知道兒子並非太太口中的成功指揮家;前往賭城途中因錯算時差而未搭上預訂的巴士,路過地下道好心施捨一名露宿者卻險遭洗劫,隨身攜帶的藥瓶更被對方踩碎,所幸最後仍順利見到舞台劇演員女兒Rosie,並和她一同照顧了女兒友人的小baby一晚......

眼看著3/4的行程已順利完成,感到疲累且藥丸服盡的Frank打算再一次挑戰醫師的告誡──搭飛機返家,卻意外在機上心臟病發,陷入昏迷的他在夢中聽見了四個孩子說出了旅程中未說出口的真心話:Amy的先生因外遇已離家3個月,使得孩子恨惡他,而在車站巧遇的男子是Amy刻意安排和父親見上一面的交往對象;Robert被父親揭穿自己託辭婉拒其留宿的謊言,仍堅稱不說出實情(不知該和父親說什麼話)是為了不想傷害他;Rosie當晚照顧的其實是自己的小孩,而那位女性友人是她的同居伴侶;而David卻還是故作神秘地笑著不透露他的行蹤,惹得嚴肅關切的父親發了怒......醒來後Frank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3個兒女在一旁守護著,終於一償家庭團聚的心願──惟獨仍少了David。

這趟旅程中和孩子們的互動讓Frank發現他們的實際生活與妻子常告訴他的狀況有些出入,且他們總是有意隱瞞著什麼似的,他感覺自己一直被蒙在鼓裡,聽到的總是"Everybody's fine"的安慰劑答案;於是他躺在病床上懇請孩子們對他說出關於David的實際狀況,卻驚聞他最近才因吸毒過量而致死的噩耗。當晚在夢中他與David的對話令我十分感動:

「你長大以後想做什麼?」
「我想當個油漆匠作畫。」
「不要當油漆匠,油漆匠是漆牆的,狗也在牆上灑尿。你要當個畫家;你會為此努力嗎?」
「會的,爸。」
「你會讓我以你為榮嗎?」
「......」
               

「對不起事情最後變成這樣,爸。」
「這不是你的錯。」
「我經常在想我長大後要做什麼。」
「哦?你的決定是什麼?」
「我可能還是會做個畫家,或可能就找個普通的工作,像是油漆匠。」
「不管你做什麼,我都會以你為榮的。」
「真的嗎?」
「真的。」

「好......我跟媽說過不會待太久。」
「跟她說我愛她。」
「我會的。再見了,爸。」
「David,」
「嗯?」
「對不起。」
「這不是你的錯,爸。」


康復後的Frank再次前往紐約打算收購David的畫作,無奈那幅上次拜訪時撲空的夜晚讓他驚艷的肖像畫已賣出,失落地留下連絡資料後甫走出畫廊,卻被根據姓氏看出他即為David父親的店員及時叫住,主動帶他去看看是否有庫存的其他David作品。

當店員一邊說著David的畫不是很好賣、一邊拿出這幅她認為很特別的作品時,老Frank為著這幅以他從事的電纜線絕緣塗料工為主題的畫作感到欣慰不已。我看到這裡時眼淚用噴的出來......(雖然畫面不是很清楚,但看得出畫中的電纜線被強風吹得搖晃扭曲,且有閃電在打著,作者訴說著電纜線絕緣工程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部片反映了很多美國文化的特色,例如聖誕節的家庭團聚、陌生人間友善的招呼和閒聊(Frank在火車上和鄰座乘客玩起職業猜謎、在餐館聽一位近百人瑞感嘆著和兒孫們的疏離情形...好吧,也許這只是電影),「報喜不報憂」地應對他人關心的問候──也許表現為確保隱私的輕描淡寫,或是出於不想傷害對方的善意白謊;但老派作風的Frank不喜歡妻兒們對待他的這種溝通方式,例如在機上昏迷的夢境中他告訴孩子們希望自己能被告知一切真相,但他卻渾然不知家人們採取如此作風的理由,其實與自己過於嚴肅、對兒女們抱著高度期望的教養態度有關。為了避免辛勞扛起家計並為此付出肺病代價的父親不悅,妻兒們總是選擇性地告知好消息,非必要不說出壞消息。

妻子的過世使他有機會能與習慣只向母親吐露實情的孩子們直接溝通,但短期內他們還不習慣這個改變,從Amy和Robert刻意編造理由婉拒父親提出短暫停留相處的要求可見他們還無法適應一個突然要和他們談心事的父親。

但是當人生經歷過生離死別,或者隨年歲增長帶來的觀念沉澱,Frank發現他真正在乎的只是每個孩子是否活得快樂,他在旅程中離開Amy和Robert前都問了他們:「你快樂(幸福)嗎?」──或許也是藉以測試孩子們當下真實心境的總結性提問,無論出於真心幸福或強顏歡笑,Frank只要聽到孩子們說聲"Yes, I'm happy"就心滿意足,孩子們又怎會忍心不配合演出?

經歷父親的突然造訪且親自遞交聖誕聚餐邀請函的兒女們,特別是在他得知David死訊後的第一個聖誕節,3個人說什麼也要排除萬難回來聚餐,而且Amy還帶了兒子、Rosie帶了孩子和同性女友回來。用餐前Robert對著David的照片擺上一只白蠟燭的神情,Frank在餐桌上想著對妻子說的話都令我感動:

"Your family is making its way in the world, 
and you can be proud of the children and their achievements. 
And, if you were to ask me, 
I would have to say in all honesty, 
everybody's fine. 
Everybody's fine."

2010年4月25日

智總「高中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品質提升研討會」紀實

本研討會分為上午兩場專題演講:「『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之教育精神與實踐」、「合作教學在高職教育階段落實之可行性與應有的準備」,及下午兩場分組實務分享:「從教學實務經驗談高中職如何落實執行特教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從臨床教學實務看高中職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應具備哪些職能及需要什麼樣的職前養成教育」,及最後的綜合座談:「探討高中職教育階段最佳的師資人力運用模式」、「如何提升現行高中職教育階段教學輔助設計與家庭支援服務的適切性」。 

彰師大林惠芬教授指出,美國”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的主要內涵是:全國3至8年級學生每年需接受閱讀、數學和自然科評量,學校、學區及州政府要確保所有學生的學習表現達到各州自訂標準並留有年度進步(AYP)資料供評估其績效責任,對於無法參加一般評量的學生要提供替代性評量及成就標準。由此產生了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h for Learning, UDL)的需求,藉由提供多元表徵的學習路徑、表達反應方式、參與動機與誘因,使每位學生的學習特質能被教師事先察覺、尊重、並藉以參與課程。 

台師大盧台華教授認為,高中職以上階段之特殊需求學生多就讀於普通教育環境,鑑於目前師資人力及資源現況不宜採抽離式資源班或特教班教學,且100年將實施的新特教課綱係以普教課程為特殊生學習首要考量,加以融合教育之需求,強調特師與普師共同參與教學設計、執行及評量的合作教學(collaborative teaching)成為高職教育必要的教學策略。其模式可分為:一主教一協助、分站教學、平行教學(全班均分為二,同時、同內容之分組教學)、選擇式教學(分成大小兩組,教學內容不同)、團隊教學(team teaching,即協同教學,兩名教師同時/輪流教學,用於需角色示範或雙人能力執行之教學活動)等,各模式可彈性運用於各教學單位時間;如學生有需要,可搭配資源教室外加課程以進行先備技能教習或其他練習。 

下午分組參加的是第二組,由台中高工程雲程組長分享該校特教班辦學的經驗,並討論高職特教老師的職能訓練需求。由於綜職科專業及實習科目需由具職種專業之教師任教,一般特教老師無法完全勝任,該校乃將師資安排如下:合格特教老師擔任導師及一般課程教學,並按其專長安排1至2門專業科目;安排職業類科專業教師支援授課、聘請退休之專業教師任教專業實習課程或擔任輔導義工,或跨校遴聘教師及社區專業人士授課;技能檢定的實習科目則由具該職種監評資格之教師授課。為提升師資素質,鼓勵特教老師進修第二專長並加科登記、任教特教班之職業科教師進修特教知能、所有教師參加各類研習並取得證照(如心評人員、身障者職業輔導評量、職訓中心專業技能培訓),並辦理校內各職類專業課程研習,特教老師於學生實習課程協助教學同時培養職業科專業技能。 

程組長認為目前適合特教班的技能檢定職種有:烘焙食品、中餐烹調、女子美髮、美容、飲料調製、機踏車及汽車修護、中式米麵食加工、電腦硬體裝修,特教老師可依此培訓第二專長。該校從92年至今透過實習課程、夜間及假日集訓已輔導90多位特教班學生取得各類丙級技術士證照。由於高職特教班課程的多樣化,特教老師必須學習各類職能。以資源班導師為例,基本授課時數為12節,但如特教老師未有輔系或其他專長,將面臨專業訓練不足以授課的問題。特教系所日後應朝學士後研究所課程規劃,使具專業領域技能之學士修習特教知能,如同資優教育教師必須是領域專長者再加修特教學分。另外他也建議12年就學安置應讓學生「先選科再選校」,以免學生無法順利就讀志願科別。 

綜合座談紀要如下:目前高中職特教班教師編制3人,資源班1人,然合格特教老師專業訓練未必足以應付授課需求,智總楊憲忠理事長曾建議以2位特教加1位職業教師取代現行法令的特教班師資編制,但遭許多反對。然而台中高工特教班3班45人加普通班100餘人接受資源班服務,僅聘有5位合格特教老師(3特教班導師、1資源班導師、1特教組長),卻能開設60多種職業科目供特教生學習,關鍵在於該校充分運用相關人力資源,且組長以身作則熱情投入工作(每天在校12小時以上)、與校內同仁關係密切融洽(如特教班烘焙成果常分送全校同仁、洗衣課程協助清洗校隊運動服),能帶動全校投入特教教學行列(他科職業教師支援開課、出借實習工場、教務處/會計室協助經費流用以支應師資鐘點費及設備採購),也贏得中辦爭取經費補助該校2千餘萬元興建烘焙實習教室與校外實習商店,正規劃畢業生至後者實習2年再輔導就業的5年制教育訓練。 

智總前理事長、屏東啟智協會李明龍理事長分享高雄三信家商辦學做法:針對社區就業型態進行市場調查,作為開設職種依據;使家長配合在家訓練學生做家事,強化勞務技能及工作態度熟習、避免能力退化;對畢業生就業追蹤輔導長達3年半。該協會也藉由組織社會企業,提供高職特教班畢業生就業機會,甚至協助調解家長與學校間互動緊張、衝突的個案,發揮家長團體與學校合作辦理身障生就業轉銜及家庭支援服務的功能。另外他也批評多數學校由實務經驗不豐的新任教師擔任特教組長的做法,容易犧牲特教學生的就學品質。 

由台中高工的特教服務模式可以體會到「事在人為」這句話的意義。雖然沒有特教學校般龐大的經費人力規模,5位特教老師卻能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充分運用可及資源做出令人讚賞的辦學成果:60多種專業與實習課程、7個特教班專用實習工場、90多位學生考取丙級技術士證照。他們實際執行了融合教育式的合作教學(特教老師於實習課程擔任助教),更以跨專業團隊的合作方式整合了特教、職業專科、技術及實習教師進行教學與輔導,學生學習的場所也不限於特教班設施(100多位具特殊需求學生安置於各職類科別),整個學校是一個體現融合教育精神的典型──或許綜職科學生不若資源班學生更常與一般生互動,但紮實的職業教育訓練實加強了他們日後至一般職場就業的潛能,更有可能進一步實現自立生活──我想這才是融合教育的最終目標:讓每個人在相互接納的環境中找到自己獨立生活的一片天。 

本校學生以中重度以上的智障、肢障、自閉及多障生為主,雖無法像招收輕障生為主的高職特教班擁有豐富的各專業職種師資,但仍可參考部分台中高工的積極性教育措施。如該校在新生成長營就對學生進行性向測驗,並向家長介紹各職類以協助選填就讀科別志願,使綜職科外各普通班至多只有2位特殊生;我們亦可在每年對新生的專業團隊評估中加入職業輔導評量,依就業潛能、性向、轉銜需求並參酌專團建議作為編班依據,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則以平均分配各班為原則(以確保足夠之同儕模範),班群教學重點取向可概分為支持性就業組、庇護就業組及養護組三大類,每類再依職業性向類群或生活功能訓練重點區分2至4種班別,然前提是校內開設職種必須依今後就業市場情形先做調整,且需有專業人力執行新生職評(無論外聘或校內老師受訓後執行)。此分班模式亦可取代現行除實習工作隊外之分組教學,因已使學生能力、需求趨近同質編班,老師只要負責撰寫、執行及評量班上及工作隊等具有高度重疊性教育需求學生的IEP,既可更容易達到因材施教,亦可避免須同時滿足中度至極重度障礙學生教育需求的負擔。 

台中高工綜職科高一讓學生輪替各職種進行試探,高二才進行進階之訓練;本校學生障礙程度較重且能力差異大,各職種輪替可只限於支持性及庇護就業組實施,養護組課程仍以配合功能性生活訓練及復健治療為主,高二工作隊則依高一試探情形進行分組,然仍宜區分能力高低,如洗車一(支持性就業組)/二(庇護就業組)隊,以使高組學生盡量獲得高質量之專業訓練,庇護就業組則在強化特定職種技能訓練之同時兼重一般性基本職業能力及態度的培養。此做法亦有相應前提:校內應有多位熟悉身障就業實務之專業職種教師,及所有任教支持性及庇護就業組之教師有足夠職業教育知能。因此,學校除每年針對各職種辦初階的研習,亦應組織動態的學習型小組,類似各職種教學研究會,由任教老師定期或隨時進行專業成長活動(如研習心得分享、讀書會、實務問題研討、教學回饋......),使高職部教學真正落實以職業教育為核心的精神(養護組學生則因其轉銜需求以生活教育為主),以提升三年教育對於學生生涯轉銜上的實質功能及意義。

2010年4月10日

身權法研習有感

嚴格說起來,此次研習的實際內容與期待的主題有些落差,講題和講師多未聚焦在2009/7/8最新公布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內容介紹,而是從本身關切的議題或專長切入去談論身心障礙者權益的部分面向,但後來想想條文反正是固定在那邊讓人隨時可以去研究參考,當下能夠聽見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身障服務工作者的經驗分享更是一件難得的事,尤其是自己平常也不多有機會參與非(特殊)教育相關主題的研習。

殘障聯盟劉主委的簡報提出了許多關於現行無障礙設施的設計缺失,若非對這些設施細節、理論的設計規範與身障者的實際需求有明確認識,一般人幾乎無法判斷常見的那些無障礙設施究竟是真有作用,或是僅為滿足某種其他目的(如公部門消化預算或應付法規之用)而設的工具。作為特教老師,其實也應該藉著對於各類身障學生鑑定條件∕特質的認識基礎,對於真實生活中的各項軟硬體環境(包含那些所謂的「無障礙設施」)進行檢視、評估、甚至調整。智障或肢障的學生在認識∕經驗世界的感知基礎就與耳聰目明、行動自如的我們有方式上或質與量上的差異,若教學設計未能考慮到環境之於學生的感知意義、環境造成的理解∕活動限制與個體在特定環境下的特殊需求,任何教學很難達成有功能性的實益。

例如,我們或許習慣於負荷環境中豐富的視、聽覺刺激,在一間擺滿清潔工具的專科教室或人車聲嘈雜的洗車場內進行教學可能很貼近於現實的職場工作狀況,但如在教學訓練的初期即引入如此「完整」(對於初期教學目標而言或許稍嫌過量)的感官刺激對於難以高專注力集中於新學習事物的智障生可能反形成一種對於階段性學習標的掌握的干擾,因此適度地整理收納、或調整空間的物理環境配置,可能更有助於學生專注於特定的學習刺激。

北市社會局邱主任指出,引進ICF(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概念的身權法最大的特色在於身障者鑑定與需求評估制度的改變,從過去先確認「障礙身分」再施予套裝式的福利,改為個別評估障礙情境狀況及需求再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雖然ICF的設計原意是世界衛生組織為推廣疾病預防與治療工作而使用的一套「可以測量與分類健康或疾病狀態對人身體系統所產生後果之系統」,然而該系統的發展演變實反映了國際身心障礙、人權與社會學研究對於「健康─疾病─障礙」關係的健康相關專業服務觀點的轉換,對於不同國家、不同專業領域(如醫療、復健、社工、教育、政治…)的工作者提供了相互溝通的共同語彙。

以特教工作者的立場而言,ICF提出以「身體功能」、「身體構造」、「活動及參與」與「環境因素」作為一個人健康圖像概念的評估面向與組成要素,無疑對於我們重新思索如何看待、理解「身心障礙」並發展特教服務措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智能障礙」為例,我們過去聯想的總是學生認知能力的弱勢、不成熟的適應行為等等從屬於個人身上的特質/屬性,卻忽略他們多半身體生理發展正常、大腦功能未必異常(在智力測驗、學業表現上得低分或不擅於所屬社會文化所讚賞的「能力」並不表示一個人的潛能/資質較差,大腦神經功能的可塑性、輔具科技的進步、社會文化價值的相對性意味著即使外觀看來重度失能的癱瘓者亦存在著待開展其天賦能力的空間)的事實,且鮮少從動態的歷程評估學生參與各種社會活動與生活環境的實際表現,多半是根據書面的醫療鑑定與學業輔導資料、幾個重要他人的口述即決定了一個智障學生的大致輪廓(甚至不需要見到面),然後老師們就可以開始撰寫IEP裡的教學目標,這樣的做法無視於學生生活脈絡中的實存障礙樣貌,及其可歸責於外在環境的成分面向,因而等同於合理化了學生可能面臨的不平等待遇,加重其對於「障礙」過當的個人負咎感,同時迴避了教師作為公民或知識份子理應批判並參與社會政治環境改善的責任。

在台灣,「特教」常被視為教育領域的子部門,其工作目標與服務內涵常以普通教育的實踐模式為依歸,然而因工作實務亦與醫療、復健、社工、職輔等相關專業服務有密切交集,且基於服務對象的明確性,理當有發展出獨立的理論參照架構之空間與需求──這涉及特教與普通教育工作者對於「障礙」、「資優」與「健康全人」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概念想像。

「人是什麼?」、「怎樣才是完整的/健全的/理想的人?」等問題影響著教育人員對於與學生間的角色關係界定與互動取向。在一個「視身心障礙為不完滿的生命狀態」的文化裡,任何教育手段很難有突破該文化預設價值觀高度的積極性作為,一切的專業實踐均是在「正常多數vs.偏異少數」的權力架構下進行,縱然可能做到盡量完善的福利政策,讓身障者享有一切與主流文化看齊的優質生活品質,然而這隱含著「施捨與接受」、「診斷與特殊化對待」的互動模式反映的不是「人皆生而平等」的人性觀點,而恐怕更多是一種出於人因害怕身體機能受限以致面臨障礙的集體焦慮下的社會安全制度與問題處遇──「處於障礙情境」是一種需要避免且仰賴外助的負向生命經驗,正常、理想的人生應盡量排除任何致障可能與已存障礙,因為那不是值得或容易接納為人生歷程的一部分。

然而,某些先天生理條件特殊、或後天早期致障的人,沒有視覺、聽覺或帶著特定的情感∕情緒特質認知世界對他們而言本就是再「正常」(自然)也不過的經驗,他們自幼形塑的認知基模與主流發展心理學建構的「成長時間表」所預設的「抽象健全個體」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往往是由於他們隨著成長的經驗,認知到自己生存在一個制度建構並非以自己(及特質相近者)為主的社會,才產生障礙情境。黑人排隊買票上公車前並沒預料到自己會被白人排擠趕下車,我們社會定義的身障者在面對未來生活前也未預想到過一個人生需要面臨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難,原來只因為白人掌握著公車搭乘的「潛規則」與趕人權力,而社會軟硬體制度的建構者未曾在建造之初即考慮到使用者的多元身份可能性,除了那些白人對於「人」有著偏狹的概念想像(「黑人與白人不是同一種配得相同待遇的人」),我們也常忽視「人」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的可能變化型態(老弱病殘),或者對於「人」作為一種生物學類屬可能展現的不同自然生理面貌(高矮胖瘦)與心智能力∕特質的多元性認知仍有所侷限,以致於我們過去思考的總是具有針對性對象的「無障礙設施」而非「通用設計」,是「特殊教育」而非「全人教育」,是「身障福利」而非「公民權利」。

2001年出現的ICF健康與障礙概念架構將全人類面臨的健康問題及其後果處境以一套含括身體、個人、社會(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三向度的功能限制思考連結在一起,而晚近包含靈性天賦∕智能在內的多元智慧論自1980年代以來也不斷衝擊著以邏輯─語文形式建構出的實證科學體系及其支搭的常識邊界,對於埋首於改善身障學生生活能力並助其面對未來生涯的特教老師而言,適度重審與辨認當前教學輔導實踐所依據的理論價值框架、持續發展更具現實解釋力與增能(empower)學生克服環境加諸之障礙限制所需行動力的教育方案,也許是我們在思考教學設計如何可能真正裨益於學生時可以考慮的方向。

2010年2月23日

暖化紀錄片正夯──來看台灣製《正負2度C》

「正負2度C」──台灣第一部記錄全球暖化影響的紀錄片
http://正負2度c.tw/





±2℃/正負2度C相關資訊:

2010年1月24日

《愚蠢年代》的震撼教育

中午隨手將電視遙控器轉到公視,一個神情嚴肅的長者對著鏡頭用手指撥弄著炫目的觸控介面隨選影片庫,播放著各個與全球暖化議題相關的紀錄片/新聞剪輯,其中穿插著有旁白說明作用的動畫,從看到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就無法停止地鎖定畫面上出現的一切景象。

不僅是有關於全球暖化的種種警示訊息令我沉重(例如若全球溫度上升超過工業革命前均溫的2度以上,則整個暖化過程將不可逆轉,走向更為劇烈的全球性氣候災變),而是影片的敘事手法巧妙地讓人體會到人類對於創造美好生活的有限能力──或者應該說:無能。


影片的主題當然是提醒觀眾正視氣候暖化的危機,例如2005年異常強烈的美國卡崔納颶風被認為與上升的海水溫度有關,而法國阿爾卑斯山的冰河數十年來已消退約150公尺;但同時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正努力藉著崛起的經濟實力改善他們的貧窮問題,一位有心想讓窮人以一盧比(約1.7元台幣)代價搭飛機的航空業者眉飛色舞地在鏡頭前談論他將如何擴大公司規模的計畫(而在影片的另一段,一對英國夫婦計算出他們碳排放量最大的活動正是:「搭飛機」);一位奈及利亞的23歲青年抱怨著殼牌石油公司在當地的開採污染了河流,而捕魚是她僅能想到的存錢上醫學院的方式,說話的同時天空瀰漫著隨著油井出來的天然氣經露天燃燒後產生的黑煙......

更不要說那位想必淚已流乾的伊拉克男孩如何信誓旦旦地在鏡頭前宣稱「一定要殺掉美國人」,只因他的父親被美軍所殺,而那個聲稱為了掃蕩「毀滅性武器」而出兵的政府也在多年後被內部官員揭露那個早已公開的秘密:為了石油(好讓他們更廉價地生產更多耗費石油的商品)。

所以,當鏡頭帶到那位被社區民眾因「景觀不佳」為由反對風力發電廠設置計畫的英國男子在協商會議破局後喪氣的臉時,我想導演是刻意強調這諷刺的事實:如果連先進國家遏止暖化的企圖都有如此可笑的理由作梗,那他們要如何說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必須犧牲經濟發展以協助減少全球的碳排放?更不要說美國、澳洲根本拒簽《京都議定書》,或者以下這些更為基進的問題:

工業革命後2、3百年來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殖民主義的全球現代化過程,到底帶給了人們什麼樣的後果?暖化促成的氣候災變固然是全球性的危機,但數百年來愈發激化的貧富差距、國際剝削難道不是加速其出現甚至根本是主要的罪魁禍首?倘若全球現代化的過程是在一個更符合正義與平等價值的手段下進行,這當中弱勢的人們、多元文化的族群有機會參與與表達他們對於理想生活的建構藍圖,好比說部分原住民族重視的「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文化、或女性相對一般工具性行動性格的男性更重視人際關係的分享與合作、情緒感受的特質,是否能稍微平衡或改變我們眼前這個來自歐美白人男性強力推銷與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結構中過多的宰制性(不管是地球資源、動物或者弱勢人群)、短視性、與獨斷性?

無論如何,事實是氣候的危機已經走到眼前這個不可忽視的關鍵時刻*,我們還要耗費多少時間去辯論減碳與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還應做些什麼,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往環境友善、社會正義的方向微調一點?其實我很悲觀,因為僅僅看看自己就夠了:我願意少開車、多走點路嗎?願意落實低碳生活嗎?願意鼓勵別人一起行動嗎?

好吧,至少貼點相關的連結,提醒自己和大家,別說自己沒機會在世界末日來臨前做些正經事:

《愚蠢年代》官方網站
http://www.ageofstupid.net/ 

公視【經典電影院 地球的未來】系列:《愚蠢年代》介紹
http://www.pts.org.tw/Program/Template2B_Content.aspx?PNum=11&CNum=26

節能減碳行動網
http://ecolife.epa.gov.tw/cooler/ 

Daily Lohas
http://www.dailylohas.com/

*註:「如果按照目前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2040年時全球氣溫將上升攝氏3.5度,此結果將引發全球的氣候災難……」,見柳源芷,〈從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影片中省思〉